前天（19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再次就“重化工业”问题引发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重化工业仍是走旧型工业化道路，依靠资源大量投入支撑外延式增长，无助于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强调重化工业也得做，这将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发展的均衡。两位先后就“重化工业”问题发表侧重点迥异的看法，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吴敬琏：走重化工业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目前，土地、资本这样一些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各级政府要用配置资源来服从于实现自己政绩的目标。”吴敬琏说，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很快实现GDP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于是，相当多的省份都提出来要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吴敬琏说，先行工业化国家19世纪的旧式（传统）工业化道路就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外延增长。

    在吴敬琏看来，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引发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

    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吴敬琏说。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

    “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吴敬琏说，所以就有一句话，说我们耗费资源、破坏环境，还背负着一个“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也没有留给自己。

    吴敬琏主张，“着重用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

    而在回答有关“煤电油运”瓶颈问题时，吴敬琏再次指出，一种比较流行的思路就是赶快增加煤电的供给。“我说这种思路叫作‘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思路，它隐含的前提就是资源没有稀缺性。”他说，从深层次看，也说明我们的增长方式、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结构有问题。

    樊纲：不走重化工业道路于我们不利

    令与会者感有些到意外的是，樊纲的发言是为重化工业“正名”而来。

    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

    “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樊纲说，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于我们不利。

    樊纲说，最好的情况就是不仅中国人需要的重化产品都在中国生产，世界上所需要的重化产品也在中国做，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去。为全世界生产，用全世界的资源。中国需要这样的战略去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几亿农民进城的问题。

    “许多人反对重化工业，其实是反对资源浪费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樊纲指出，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是重化工业效率太低。

    “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樊纲说。（章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