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当初开公司投资多少？”斯蒂佛问。     “30万美元。”他如实回答。     “现在公司的资产是多少呢？”斯蒂佛追问。     “5600万美元。”他还是如实回答。这是发生在2002年4月的一场对话。提问者斯蒂佛·奥依斯特利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私人医生，回答者则是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常兆华博士。斯蒂佛在陪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后，特意请了个假，专程来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微创公司造访，他对微创正在研制的高科技产品PT-CA球囊扩张导管、选择性血管造型导管，有特别的兴趣。     斯蒂佛参观公司后，很吃惊。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企业，正在崛起为美国500强中同行的竞争对手。     一晃对话已经过去了近3年时间。今天的微创，公司资产已经达到了3亿多美元。短短6年时间，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跳跃式的成长。     这一切，不能不主要归功于微创的创始人——青年科学家常兆华博士。     不陷入大家都能做的事务     常兆华通常6点就起床了。先上上网，看看从国外传来的专业技术情报。9点钟左右到公司，先处理些杂务，然后定下心来，读些专业书。公司渐渐做大，常兆华越发显得很从容，有着创业者们难得的超脱。     微创是1998年成立的。公司之所以名为微创，是因为过去治疗心脏病，需要“开膛剖肚”的大手术，而常兆华运用的技术，则只要在大腿上切开一个微小的口子，把细微导管插进去，扩张血管，然后在管壁粗厚的地方放一个小支架，血脉立即畅通。进行这个手术，只要十几分钟，并只要局部麻醉。更重要的是，病人承受的治疗费用，只有美国产品的一半。     许多人都认为，常兆华有眼光，选对了行业。     常兆华是一个追求与众不同的人。他说，“我头脑一直很清醒，就是不要自己陷入那些大家都能做的事务当中”。     常兆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其时国内高级人才稀缺，他本可以谋一个不错的工作，但他选择了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大学拿下了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常兆华追随导师一起创业，曾任过两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职务。他瞅准了国内发展尖端医疗器械的商机，又转身回国创业。     常对于自己的选择，多少也有些许得意。他说，行业选择如果不对，其他99件事都做对了，也许还是失败；但如果行业选择得好，其他99件事都做错了，或许还有挽救的希望。     但即便是选准了微创伤治疗产品领域，技术出身的常兆华也并不能在商业领域如鱼得水。或者说，在国内创业，常还是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的时候。公司创立6年多来，高管团队换了七八次，有些时候几乎是“政变”式的。     第一次人事哗变，最让常兆华刻骨铭心。当时，他陷入一个经济纠纷当中，执法机构封了厂房，并限制他的出入境自由。此时有人落井下石，挑唆高管们离职威胁他妥协。公司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常兆华焦头烂额，幸好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和时任张江管委会主任的戴海波出面相助，常兆华通过在海外调集头寸，将局面扳转过来。     “微创经历过很多波折，但常兆华挺了过来。他的一大优点是，有着百折不挠的钻劲”，一位熟悉微创成长的人士说。     给更多人展现才华的空间     常兆华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他忠厚的外表与低调的作派极为和谐。     时下许多知名企业都有一个灵魂人物，这些人物也多为企业明星，闪烁着光环。但在微创，灵魂却是一个群体。常兆华以一个专业的高管团队形象代替了个人英雄形象。常兆华刻意低调，让更多人有表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和空间。     是很难做到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权力欲望，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我觉得这是常兆华和许多创业者不一样的地方”，微创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博士如此评价。     “我们们都认为他是最聪明的人”，刘道志感叹道。     常兆华的聪明，在于他去除权力欲，刻意打造并凸显专业管理团队的风采。当高管成员每个人的才华最大化实现时，得益最多的自然是常兆华本人。毕竟，他是董事长，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如此，也有益于微创很快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当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时，常兆华反而显得有些闲了，显得很超脱。当然，他并不是真正闲了下来。“现在社会事务很多，我尽量推掉一些不大紧要的事情，有80%的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些想做的事情”，常兆华说。     他还想做什么呢？     一位知情人透露说，常兆华正悄悄地筹备着建立第二家企业，也是在医疗器械领域，并希望将微创迅速地国际化。目前，他们已经在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分公司，2005年将在几十个国家销售产品。常兆华还想将微创拿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     “微创想做医疗器械领域的华为，通过自主研发，迅速实现国际化”，刘道志博士说。     很庆幸选择上海作根据地     常兆华常常反思微创走过的创业路。“微创能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在常兆华看来，国内大环境很好，“天气”很好，但是“土壤”有时候不太好，甚至显得很贫瘠。他的意思是，国家政策和很多政府官员都有很明朗的想法，鼓励海外留学人才回来创出一片天空。     但在微观层面，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办事的企业，还是屡有刁难行为。“某些人你不请客、不送礼，就办不成事情”，常兆华愤愤地说。     “国内对待失败者还不够宽容”，常说，创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他认为，成功者是英雄，失败者也可以是英雄。但目前国内的文化惯性还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会给创业者造成压力。     常兆华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上海、选择了张江作为根据地。     2003年，常兆华跟随上海的一个工作团，去了欧洲几个国家，跟当地的中国留学生讲在国内创业的机遇和困难——这不是他的份内事，但这是关乎上海发展的事情，他怀着感恩的心，很认真地去讲了。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有顾虑     常兆华回国已经6年多了，很喜欢在上海的生活，毕竟，他的青春岁月是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但现在每个月他都不得不往美国赶，因为太太和孩子还留在那边。     “我想把家庭都搬回来，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些顾虑，一直很犹豫”，他的孩子在美国上中学了，不太会说中文，如果全家搬回上海，孩子的教育在和国内的衔接上，会比较麻烦。     在微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海归”一族，也几乎都是在太平洋两岸不停奔波的人。微创研发中心主任刘道志倒是把孩子带回来了，但他心里也很忐忑，“上海好的双语学校学费还是很贵的，而且在上海受基础教育将来和国外高等教育如何衔接也是问题”。     常兆华说，如果政府能把小孩的教育问题解决得更好点，从国外回来创业的人质量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