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希望的驱动之下，普利策穿越美国l／3的国土，来到了圣路易斯城。此时他已经囊空一洗。圣路易斯也并非是他想象中的希望之乡，他还是经常失业。他先后当过船台的看守、舱面水手、饭店侍者等，他经常干不多久就被解雇，只好另找工作。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普利策也没忘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一次，普利策和另外几十个人交了5美元，跟着一个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工作的人乘上一艘小轮船。当小轮船把他们抛在离城48公里的地方调头离去时，他们才知道受骗了。普利策非常气愤，他写了一篇报道揭穿这个骗局。当《西方邮报》发表了他的稿子时，他十分高兴，因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从此以后，普利策经常给一家德文报刊写稿，并逐渐引起报社中编辑们的注意。1868年底，《西方邮报》招聘一名记者，普利策被录用了，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无名小卒，不走运的人，几乎是流浪汉，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这一切都像做梦一般。”普利策的超人才华和政治胆识迅速显露出来。1869年12月14日，普利策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举行的共和党会议，并被提名为候选人。此时，普利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但对他的提名却在“热烈的掌声”中被通过了。后来，普利策以绝对优势战胜了另一个候选人格兰瑟姆。1870年1月5日，他作为杰斐逊市的州议会议员出席了共和党大会。后来普利策把这一天看作是他最值得自豪的一天。然而，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普利策却屡屡受挫，远不及他在报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西方邮报》是共和党的报纸。它的两位主办人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也都是共和党的著名人士。1872年，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感到十分沮丧，他们认为他们的报纸已失去了德国籍读者，于是把《西方邮报》最大的控制权卖给了普利策。 　　《邮报》在普利策的主持下重新获得了生气。在普利策还是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时，他就是报社的支柱，每天为报社工作16个小时，现在，他成了该报的老板，当然更是倾心于一切与报社有关的事情。这时，还在报社中拥有一小部分股份的舒尔茨认识到这样下去，普利策不久就会控制报社的一切权力。所以，1872年末至1873年初，舒尔茨和普利雷托里斯又花了3万美元买回了《邮报》的多数股份。正要下决心对《邮报》进行大力改革的普利策心灰意冷，打起行李到欧洲旅行去了。 　　普利策去欧洲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他始终在寻找新的机会，然而，在此后的5年内他竟然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在此期间，普利策曾经因为他的精明而发了一笔财。那是1874年初，他在拍卖场中花几千美元买下了《密苏里国家报》。他只经营了一天，就把其经销权卖给了《环球日报》，有人估计价格是27000美元左右，有人估计为4万美元左右。总之，从这笔买卖中，普利策是大赚了一笔钱。另外，普利策还把《密苏里国家报》的印刷设备卖给了几个德国移民，也从中获利不少。 　　1878年，普利策与凯特·戴维斯结婚。也许是婚姻给他带来了好运，他们的蜜月刚刚结束，普利策得知了《圣路易斯快报》因连年亏本即将进行拍卖的消息。他派了一个叫西蒙·阿诺德的人代他投标，最后以2500美元买下了《快报》。31岁的普利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虽然当时这份报纸发行不到2000份，但它却持有西方美联社的特许证。普利策知道，在当地他还有两个竞争对手：《邮报》和《明星报》。《邮报》的发行人约翰·A·狄龙是一个大宗不动产的继承人，但因为他把报纸办得过于呆板，发行量也只有2000份左右。他主动找到普利策，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也正是普利策所需要的。从此，两家报纸合并为《快邮报》，321号破旧的《邮报》办公楼。 　　普利策接管报纸后，首先考虑的是扩大报纸发行量。而一家报纸要扩大发行量，首先必须具有独到之处。普利策宣布：“《快邮报》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要坚持续原则，拿出主意，唾弃世俗偏见和党派偏见。”很快，普利策向《共和主义者报》提出了挑战。《共和主义者报》得到当时控制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保守集团的资助，并成为其喉舌，当时发行量近2万份，规模居全市各报之首。《共和主义者报》支持圣路易斯的保守分子塞缪尔·格洛弗出任国会参议员，《快邮报》则坚定地支持乔治·G·维斯特。普利策对共和主义者报》进行猛烈抨击。 　　不久，维斯特取得了竞选的胜利。普利策在与《共和主义者报》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一个月以后，在有关本市煤气垄断权的论战中，《快邮报》又少又一次击败了《共和主义者报》。揭露社会弊病这一新闻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像普利策那样运用得如此坚定、巧妙和有效。 　　揭露社会弊病成他毕生的办报宗旨，其目的是扩大发行量和推动改革。普利策在揭露社会弊病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是其他编辑无法与之匹敌的。批评的眼光、永不满足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普利策具有如此强烈的特点，以致他情不自禁地把它运用于办报事业。普利策批评他接触过的一切事物。揭露社会弊病是普利策的个性在报纸上的反映。 　　普利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努力使他的报纸变得有棱有角、不卑不亢、令人惊叹。他的报纸讽刺自满、抨击懒散；他的报纸充满了有趣的情节，迎合商人、工人和主妇们的口味；他的报纸洋溢着崭新的生命力。人们说，这种生命力就是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在普利策眼中，世界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空间，他认为：“既然神圣的上帝允许那些事情发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加以报道的呢?”他深信罪恶在于掩盖事实真相。他清楚地意识到，一家报纸一旦失去真实性，就会名誉扫地，失去读者。 　　在报纸上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弊病，使普利策树敌不少，也使他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快邮报》曾经有一名记者根据一份关于娟妓活动的年度报告写了一则特大新闻，在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妓院房主的姓名和地址，这激怒了这批在地方上小有势力的人，他们纷纷恶毒攻击新闻界。有一次，普利策在报上开展了三个星期的反偷税漏税运动，结果得罪了商业界的一些人。这些人纷纷从《快邮报》撤回了广告。这是一个暂时的损失，该报并没有停止揭露社会弊病。 　　普利策的“煽情主义”吸引了读者，同时也招致了一些报界同行的嫉根。《环球民主报》带头攻击《快邮报》是“虚假地编造，卑劣的煽情主义”，其他一些报纸也纷纷追随。普利策一点也没有被它们的声势吓倒，他在一封答复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报纸的确不拘一格，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旗帜最鲜明的道德的代言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伯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信念与扩大报纸发行量的宗旨是一致的。普利策成功的事业和独立的精神激怒了圣路易斯的报界同行，也得罪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每当普利策处于困境、财源枯竭时，揭露社会弊病、扩大发行量却又成为他求生的手段。 　　普利策经营《快邮报》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成功了。尽管普利策有一个名义上的合伙人约翰·狄龙，但普利策几乎控制了报社的一切事务。1879年11月，狄龙把自已在报社的那一半股份作价4万美元卖给了普利策，从此，普利策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报纸。 　　《快邮报》采取的是家长式统治，普利策像君主一样控制着一切。但他并不独断，他以独特的才能和对工作的责任感，使报社工作中充满了合作气氛。一个雇员后来这样回忆说：“普利策真是一个好人，他十分关心我们，如同慈父一般。” 　　不久，《明星报》倒闭了，于是《快邮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圣路易斯城唯一的英文晚报。到1879年底，其发行量达到4984份。普利策还把版面由四版改为八版。到1880年底，其发行量已达8740份，已接近竞争对手《共和主义者报》的销售量。到1881年3月，其发行量上升为12000份，在以后的18个月中，发行量只猛增到22300份。1881年，《快邮报》为普利策盈利85000美元。 　　随着事业的成功，普利策不断提高职员的工资。在当时，他支付的报酬为圣路易斯之首。在3年半的时间里，普利策成功地使一家濒于倒闭的报纸变得繁荣昌盛。在圣路易斯的所有报纸中，他的报纸最具有独立意志，最生机勃勃。虽然他用揭露社会弊病来扩大报纸的销售量和增加收入，但他并不同意愤世哲学，他后来说，“你可以写下最祟高的哲学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人来读它，那有什么用处?你应该首先发行几百万份报纸，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可以左右读者的心愿和选票。” 　　1883年4月，普利策全家来到纽约。他对外宣称是准备去欧洲度假，实际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收购《纽约世界报》。 　　《世界报》于1860年创刊，刚开始是一份宗教报纸，后来落到以宾夕法尼亚铁路主席为首的一帮人手里。自1879年开始，它又为古尔德所有，成为他实现自己计谋的工具。公众逐渐对《世界报》丧失兴趣，该报陷入连年亏损的困境。于是，古尔德急于要把它卖出去。但当他听说买主是普利策时，马上提高了价格。因为他深知一旦普利策接管《世界报》，普利策会把它从他的“喉舌”变成他永远的敌人。古尔德开价50万美元。这对于一份发行量仅15000份的报纸来说简直太高了。 　　但普利策非常希望在纽约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经过激烈的谈判，1883年4月28日，他与古尔德签订合同，以346000美元买下了《世界报》。但他也为此负债累累。 　　普利策买下报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报社。前任报社主编赫尔伯特把《世界报》办成了高雅的典范，但缺少新闻的真实性和趣味性，普利策首先迫使赫尔伯特辞职，然后他对由总编辑E·C·汉考克等组成的原编辑委员会进行猛烈抨击。5月1日，普利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改革宣言”：“《世界报》的全部财产已由本人购买了。从今天起将置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管理之下：雇员、措施和方法不同；宗旨、方针和政策不同；目标和利益不同；同情和信念不同；思想和灵魂不同。” 　　“……”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多刊登新世界的报道，少刊登旧世界的报道。它将揭露一切诡计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实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在对报社进行改组之后，普利策采取的下一步措施是增加发行量。当时，纽约的报纸极多。与《太阳报》、《先驱报》、《论坛报》等这些纽约的大报相比，《世界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太阳报》发行量竞达14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普利策决定让他的报纸面向群众，以趣味性赢得读者。 　　于是，在普利策的指挥下，《世界报》的头版上登出了跳呼啦圈的舞女，出现了《爱上了她的钱》、《花花公子喝酒》、《为了兄弟去坐牢》之类的新闻标题。这些新闻以其通俗、生动的特点迅速吸引了读者。与此同时，普利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仍然没忘记对大都市的丑恶、堕落的抨击。他还在《世界报》上提出了国家为解决社会公正应该采取的几条措施：(1)对奢侈品征税；(2)对遗产征收继承税；(3)对高收入征收所得税；(4)对垄断公司征税；(5)对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6)征收入税；(7)改革行政机构；(8)严惩贪官污吏；(9)严惩倒卖选票者；(10)严惩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 　　如今除了第6条之外，其它几条措施都被写进了美国的法律。可见普利策新闻宣传的影响力，以及他为推动美国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普利策果断的改革措施和“煽情主义”的办报方针，使《世界报》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普利策接手3个月后，该报发行量就由原来的15000份上升为39000份。 　　普利策的突然闯入，打破了纽约报界维持多年的平衡。《纽约时报》、《先驱报》、《论坛报》等大报纷纷降价销售，企图挤垮《世界报》。但这丝毫无损于《世界报》，因为该报并不在读者群上与它们竞争，它吸引的是另一个阶层的读者。 　　1884年，美国举行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言论。最后，克利夫兰当选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太阳报》的发行量由158000份下降到78000份。《世界报》则超过了《太阳报》、《论坛报》和《时报》，接近纽约发行量最大的《先驱报》。这距普利策接管该报仅18个月。《世界报》的成功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激烈的政治攻势，而应归功于普利策对于社会状况的精确估计，归功于他善于运用具有竞争力的新闻技巧，以及他利用这种技巧所制定的政策。他始终努力把三性——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灌输到他的报纸里，因而赢得了大量读者。《世界报》的伟大理想之一，就是要把穷人当作人看待，而其他报纸把贫民窟里的悲剧看成是令人讨厌、无足轻重的琐事。所以，《世界报》走入先前各家报纸从未关注过的各个角落。 　　普利策对自由的热爱与他扩大报纸发行量的欲望一样强烈。1884年，当他听说法国赠送给美国人民的自由女神像由于筹不足建底的钱而还留在法国时，他决定为自由女神筹集10万美元。最后，《世界报》共募集了101091美元，为拯救自由女神做出了贡献。 　　普利策深知要想办好报纸，必须有一批可靠而精明的雇员。因此，他到处网罗有用人才，他付给雇员的工资也是最高的。雇员中一旦有人做出了成绩，他立即大加奖励，普利策这样做是为了使雇员们把他们一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世界报))。 　　1887年初，《世界报》发行量上升到25万份(这里实际上指《星期日世界报》，比平时的《世界报》约多6万份)，普利策让人铸造了一个银质奖章，一面是自由女神肖像，一面是25万这个美国首屈一指的发行量数字。 　　1887年3月17日，达纳在《太阳晚报》上嘲笑普利策早年在圣路易斯的贫寒生活和他的军营生涯。普利策决定对达纳进行报复。为了与《太阳晚报》抗衡，普利策于1887年10月10日创办了《世界晚报》，不久，《世界晚报》发行量就超过了《太阳晚报》，每天的销售量达75000份。普利策与达纳之间的斗争成为全国新闻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为了彻底战胜达纳，普利策专门从蒙特雷买下了纽约市最大的一片房地产。这块房地产正对着法兰克福大街《太阳报》社大楼，普利策想在此建一座高层建筑，以使《太阳报》大楼相形见细。但这块地皮还不够大，他又以63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派克大街北端的法国饭店大楼。1889年10月10日，大楼正式动工，1890年12月10日，新的普利策大楼建成竣工，交付使用。这座20层大楼高309英尺，是当时纽约市最高的建筑。它俯视着低矮的《太阳报》大楼、《时报》大楼和《先驱报》大楼，它成了普利策战胜对手的象征，也是《世界报》永久的自我宣传广告。 　　一天，普利策正要阅读报纸上的社论，突然感觉到自己双眼一片模糊。眼科医生检查后，发现在他的一只眼睛里，有一根破裂的血管，而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衰退，如果他不注意静养，就有双目失明的危险。而普利策同时还患有气喘病、肺病、胃病、失眠症、抑郁症和精神衰竭。这对于正雄心勃勃地开拓他的事业的普利策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刚满40岁。从此以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喜怒无常，他已经不能经常呆在报社里。为了健康，他只得到世界各地旅游，通过电报和信件指挥《世界报》。 　　1895年，正当普利策的健康日益恶化的时候，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以18万美元买下《新闻报》，闯进了纽约报业界。他就是后来建立了报业帝国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赫斯特不像普利策那样白手起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数百万遗产。他在竞争中有坚实的财力支柱。买下《新闻报》后，赫斯特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不惜亏本，以每张一分钱的价格进行销售。这一招果然有效，《新闻报》的发行量很快由77000份上升到150000份。此时，普利策的《世界报》每日出售20万份，价格是《新闻报》的两倍；《世界晚报》每天出售34万份，但已感到了赫斯特的威胁。 　　赫斯特的下一步就是处处模仿普利策的政策。他的《新闻报》运用最简单的语言以吸引工人阶级；利用趣味性、刺激性和揭露性吸引读者；也像《世界报》那样重视抗议社会的丑恶，揭露腐败。赫斯特还不断挖走《世界报》的人才。1896年1月，赫斯特挖走了在《世界报》社工作了9年、普利策的得力助手达德和全部《星期日世界报》的工作人员。这等于向普利宣战。于是2月10日，普利策开始以一分钱的价格销售《世界报》，希望以此打败赫斯特。然而，《世界报》的降价虽然使该报销售量不断增加，却对《新闻报》丝毫无损。到当年11月，来到纽约刚满一年的赫斯特简直是创造了新闻业的奇迹。在行量上，他已经超越了《先驱报》(大约14万份)、《太阳报》(75000份)、《论坛报》(16000份)等，并且快速逼近跑在最前面的《世界报》。 　　然而，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赫斯特正朝着破产的方向迈进。尽管他的《新闻报》发行量不断扩大，但是他每年的亏损达100多万美元。而普利策此时至少拥有800万美元的财产，再加上他的《世界报》每年约有50万美元的收入和《快邮报》每年约15万美元的收入，还有大量的投资利润。普利策的对策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直到赫斯特破产倒闭。 　　这时，最令普利策烦恼的是，赫斯特已经夺走了《世界报》自1883年以来掌握的新闻主动权。赫斯特的新闻主动权通过模仿《世界报》的办报方针和夸大事实的方法取得的。普利策反过来不得不模仿《新闻报》，他明白自己在宣传领域里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6年来，《世界报》公布该报平日版的发行量为743024份，两个月之后，《新闻报》公布其晨报和晚报的发行量为75万份。只有长期为扩大发行量而努力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压力、诱惑和智慧，人们在《世界报》和《新闻报》社里能够感觉到变幻莫测的倾向性、胜利和恐慌的交集感。普利策最想知道的是“赫斯特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他预料之中的战争在无止境地延续着。1897年11月，当赫斯特要求与他讨论双方的共同问题时，他以为自己终于胜利在望了。当他知道赫斯特的建议是《新闻报》和《世界报》都提价两美分时，他认为赫斯特的财源已经枯竭了。于是，他向他的报社下指示维持报纸原价，并补充说：“我们的座右铭是，我们能够等待……我们对前途毫无忧虑……”他继续等待着，他有必胜的信心。 　　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新闻报》继续维持原价。 　　1898年2月15日，美国“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爆炸，《新闻报》和《世界报》马上利用这场悲剧，鼓动美国政府向西班牙宣战。为达到这个目的，《世界报》和《新闻报》不惜采用造谣、讽刺、歪曲、指责、捏造等手段鼓动对西班牙敌视情绪。在“缅因号”战舰爆炸的一个星期里，《世界报》销售了500万份，自称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因为有庞大的开支，所以它实际上是亏本的。可以说，正是《世界报》和《新闻报》及其模仿者竭力捏造事实，煽动公众，火上浇油，才使当时热爱和平的总统改变了信念，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战争结束之后，《世界报》和《新闻报》的销售量迅速降至平常水平。经过两年的放纵报道之后，普利策意识到事态已失去控制，必须立即加以整顿。1898年11月28日，《世界报》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普利策告诉全体工作人员：《世界报》从此应该是一家正规报纸了。 　　到1900年，普利策从事报业工作已有33年，而此时他才53岁。他一直是新闻界谈论的焦点，他本人也是新闻界的一员。然而，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经常从一处逃向另一处，这更增添了这个传奇人物的神秘色彩。而普利策却如同一只鸟，被关在自己特制的金色笼子里。他能听到新世界的声音，但是看不见它；他能遥控着自已的庞大报业王国，但却不能亲自管理它。尽管普利策大楼是他征服纽约报界的象征，但这座大楼从1890年竣工直到他逝世的21年中，他仅仅亲临视察过三次，并且每次时间都很短。 　　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普利策不得不拿出自己在别的行业投资中所得的利润补贴《世界报》的经费。1901年10月，《世界报》有了转机，为他获得27万美元的利润。然而，赫斯特的竞争仍然影响着《世界报》的发行量和利润。 　　1905年，普利策的神经越来越变得容易紧张了，疾病也使得他容易猜疑和绝望，他经常莫名其妙地焦虑和烦躁。但疾病的压力有时也会激发出他更大的能量，促使他向《世界报》发出更多的指示，也此来振奋自己的精神。 　　自从他远赴国外和从报社退休以来，普利策经常利用一些特殊的场合虚张声势，以表明他仍然处于领导地位。1907年，在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市为他举行的60岁生日酒会上，他再次宣布退休，任命儿子拉尔夫为《世界报》的代理社长和《快邮报》的总裁。 　　1907年12月15日，普利策花费150万建造的豪华游艇正式启用。普利策将它命名为“自由号”，这是普利策精心设计的一个人造世界。这艘游艇为他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他像一个无上的君王般统治着游艇上的一切活动。1908年，在61岁生日时，普利策又迷上了汽车，喜欢乘车在郊野兜风，从高速度中寻找刺激。1909年，普利策没有回过美国，但他却摇控指挥了《世界报》的大改组。这时的普利策已是名扬世界的传奇人物，他似乎永远掌管着《世界报》。他在报界以争强好胜著名，同时又以卓越的个性而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 　　1908年以后，普利策的身体迅速衰弱。他开始回顾自己40年办报生涯的风云变幻，并为他所取得的成功而自豪。他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当时美国任何一个报界中人都难以及的。他的《世界报》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鼓舞人心的力量，富于感召力的乐观主义精神，改革必胜的信心，以及对只有努力工作、提高警惕、任命聪明卓识的人才能实现愿望的大力宣传。 　　在普利策一生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像是在逃避死神追逐，任由“自由号”游艇载着他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线飘荡。1911年10月，这位与抑郁症和精神苦恼斗争了22年的报界奇人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那时，他才64岁。在他去世后，他事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赫斯特也不禁写下这样的赞美言辞：“一位美国和国际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已经去世，在国家的生活中和世界的活动中的一支强大的民主力量已经消失；一种代表民众权利和人类进步而一贯行使的强大权力已告结束。”普利策去世后，《世界报》迅速衰落。1931年2月，《世界报》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斯克里普斯一霍华德报系。《世界报》只比普利策多生存了19年4个月。普利策生前对《快邮报》不太重视，但它反而生存至今，而且始终是一份非常活跃的报纸。《快邮报》现任老板约瑟夫·普利策三世将使创始人普利策的名字永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