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之际，得知这一组数据：5年来湖北省咸宁市返乡创业的打工人员已达8000多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1万多个，提供就业岗位6万多个。在湖南省攸县，截至2004年7月，182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改为股份制，其中92%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购买的。又据国务院2004年4月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正在全国26个省市展开的“返乡创业”已成为中国政府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点形式。
　　
这一组数字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交流的内在联系，都市因为农民工的到来，发展得更快更好；农民进城打工，有了钱回乡再创业；还有，农民家乡政府的扶持，使得农民工的价值又向上提升了一格，使农民工的个人行为上升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高度。城乡群众和政府都获得了发展，农民工实现了自身价值更大化，如果说这不是和谐，那还有什么能称作和谐的呢？

　　小到城乡居民的身边生活，大到国家的宏观统计，和谐都是铁的事实。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从倡导之时才起作用，这些年来，农民工的离乡与回乡，从某个角度讲，都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在发展中充分挖掘自身价值。从改革开放之初，打工潮就不断升温，虽然农业劳力资源受到损失，但短期的损失换来的是长效发展的资源积累，一旦条件合适，农民工的价值最终还是释放到家乡来。

　　近年来，虽然农民工一直热烈地关注着，似乎被关注的问题更多于收益，但在数据面前，我们只能说，农民工问题确实存在，而本质上的和谐性还是主流，围绕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环境，至少大致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他们的收获，既是自己的小家庭，也是社会大家庭；既是都市的，也是农村的，而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收获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可能什么都缺，但人力资源却异常丰富的，“人口众多”既是社会发展的负担，但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优势，就看我们如何利用。如果一座城市，一家企业，一看到农民工，就想他们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是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便出台这样那样的限制措施，那么无形中损失了诸多的资源，出现“民工荒”也不奇怪；如果农民工家乡只看到税费短期利益，不看到农民工回乡之后的资金、智力等资源优势，不用心扶持，那么发展的步伐也会无形中缓慢下来。在这些假设情境之下，就无所谓和谐，无所谓发展，农民工的价值就会趋于零，甚至会成为“负数”。

　　当然，主流的和谐不能掩盖局部的不和谐，这也是客观事实。存在问题不是什么大事情，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都市如何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给予更合适的地位和条件，决定于都市的胸怀和对农民工价值认知的深度；家乡如何再助农民一臂之力，提供继续发展的得体的软硬环境，让他们在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也是一篇难以想象的大文章。总之，积极消除不和谐因素，比盯着不利因素和短期效益更具有前瞻性。

　　不仅如此，促进这种和谐环境的建设与优化，整个意识形态也要充分展示和谐的主旋律，并通过艺术、理论、技术等多种途径，加快更佳的和谐环境的到来时间，用深层的研究和生动的形式发掘农民工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激发农民工的巨大创造力。如此，“良性循环”才会越来越良性，城乡发展才的后劲才会更足，社会发展的步伐才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