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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召开之际,得知这一组数据:5年来湖北省咸宁市返乡创业的打工人员已达8000多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1万多个,提供就业岗位6万多个。在湖南省攸县,截至2004年7月,182家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改为股份制,其中92%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购买的。又据国务院2004年4月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正在全国26个省市展开的“返乡创业”已成为中国政府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点形式。 这一组数字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交流的内在联系,都市因为农民工的到来,发展得更快更好;农民进城打工,有了钱回乡再创业;还有,农民家乡政府的扶持,使得农民工的价值又向上提升了一格,使农民工的个人行为上升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高度。城乡群众和政府都获得了发展,农民工实现了自身价值更大化,如果说这不是和谐,那还有什么能称作和谐的呢?
小到城乡居民的身边生活,大到国家的宏观统计,和谐都是铁的事实。和谐社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从倡导之时才起作用,这些年来,农民工的离乡与回乡,从某个角度讲,都是在寻找一个适合发展的环境,在发展中充分挖掘自身价值。从改革开放之初,打工潮就不断升温,虽然农业劳力资源受到损失,但短期的损失换来的是长效发展的资源积累,一旦条件合适,农民工的价值最终还是释放到家乡来。
近年来,虽然农民工一直热烈地关注着,似乎被关注的问题更多于收益,但在数据面前,我们只能说,农民工问题确实存在,而本质上的和谐性还是主流,围绕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环境,至少大致上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他们的收获,既是自己的小家庭,也是社会大家庭;既是都市的,也是农村的,而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收获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可能什么都缺,但人力资源却异常丰富的,“人口众多”既是社会发展的负担,但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优势,就看我们如何利用。如果一座城市,一家企业,一看到农民工,就想他们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是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于是便出台这样那样的限制措施,那么无形中损失了诸多的资源,出现“民工荒”也不奇怪;如果农民工家乡只看到税费短期利益,不看到农民工回乡之后的资金、智力等资源优势,不用心扶持,那么发展的步伐也会无形中缓慢下来。在这些假设情境之下,就无所谓和谐,无所谓发展,农民工的价值就会趋于零,甚至会成为“负数”。
当然,主流的和谐不能掩盖局部的不和谐,这也是客观事实。存在问题不是什么大事情,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都市如何优化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给予更合适的地位和条件,决定于都市的胸怀和对农民工价值认知的深度;家乡如何再助农民一臂之力,提供继续发展的得体的软硬环境,让他们在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也是一篇难以想象的大文章。总之,积极消除不和谐因素,比盯着不利因素和短期效益更具有前瞻性。
不仅如此,促进这种和谐环境的建设与优化,整个意识形态也要充分展示和谐的主旋律,并通过艺术、理论、技术等多种途径,加快更佳的和谐环境的到来时间,用深层的研究和生动的形式发掘农民工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激发农民工的巨大创造力。如此,“良性循环”才会越来越良性,城乡发展才的后劲才会更足,社会发展的步伐才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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