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目前，全国各级政府统计内的预算外收费高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预算外收入至少3000亿元，两项相加即超过8000亿元，而这些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 　　几天前，笔者再次采访了周天勇。他对《物权法》(草案)没有关于限制政府乱收费的规定感到遗憾，认为《物权法》应当成为限制政府乱收费的最重要的法律。 　周天勇说:“有关部门总是说，一些不法企业和个体户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其实，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是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大祸根。” 　　按他的观点，以目前所征的税收和社保方面的各种征收，再加上这8000亿元预算外的收入计算，国民经济的综合税费负担已经高达33%，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 　　收费是国家通过公权收取公民财产的一种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通过公权向公民收费，首先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国家可以通过提出收税方案，并由立法机构审查批准的方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向公民收税和收费。我国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政府部门往往通过种种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径，利用公权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地设立各种收费项目，处于弱势一方的企业和老百姓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更不会在收费之前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周天勇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利用公权侵犯公民和法人财产的行为。 　　从国际上看，行政权力和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相分离，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税外大量的收费和罚款，在其他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不允许的。现代治理较好的国家，绝大多数用严格的预算来控制政府机构的不合理增长。 　　我国则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加上没有建设现代财政税收制衡关系，导致由社会供养的机构和人员快速增长，地县乡靠乱收费和乱罚款维持运行，实际上成了吃饭和供养型的财政。在没有预算制衡约束的情况下，“吃皇粮”、“吃准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增长很快。而错误的鼓励机制又进一步刺激了政府收费和罚款的增加。政府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许多收费和罚款进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并且还实行超收奖励的体制，这就导致其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地进行收费和罚款，最终造成企业和老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 　　这样的后果是，乱收费成为政府机构膨胀的重要条件，而由于“吃皇粮”人员的快速膨胀，又导致了更多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由此形成了机构人员膨胀和收费增加的恶性循环。乱收费和乱罚款最大的后果一是抑制了社会创业，由此也连带给扩大就业制造了障碍；二是由于预算外的收入支出不透明，也为腐败创造了体制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8000亿元的政府收费显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挑战，收费制度改革到了必须有所突破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