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财富的拥有者只是风险的承担者， 我们会一个个倒下去。” 目前，中国民营创业企业家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所想象的承受能力。在众多的海外兵团面前，在政府行为面前，在不断变化的市场风险面前，在欲望膨胀的高层管理者面前，在信用迷失的商业规则面前，在非正当竞争面前，民营企业家有时就像一只扛着财富的“小小鸟，”一不小心就成了“猎人的目标”。 恐惧之一 财富的忧虑 从一介书商，到亿万富翁，尹明善深感得意，但随之而来的忧虑也越来越多，无法解除。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资本家是靠剥削剩余价值致富的。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每年数千万元的利润让尹明善深感不安。接受传统理论教育的他，对自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感到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并无过人的体能，凭什么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他明白，自己在利用逐渐积累的资本获取利润，靠自己经营市场、管理企业的才能获得财富。这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相悖？是否适应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又能存在多久？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冲突，确又客观存在。尹明善潜意识中认定“富人＝有产者＝剥削者”，因此对社会、对员工有一种负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压抑。他常常如有芒在背的感觉，连上街逛书店都觉得有许多眼光在盯着他。有人说：成为富翁的尹明善，的确较之以前活得更累、更难受。 恐惧之二 “劫富济贫” 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 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 ……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 恐惧之三 遭遇权势 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 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 恐惧之四：不平等的罪名 做家电生意起家的臧伟，因被“请”走为新沂市新安镇镇党委书记魏云峰涉嫌经济犯罪作证人后，厄运从此降临在他的头上。 2000年6月，他被关进了徐州市看守所，彻底失去了自由。在长达2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状态，罪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 新沂市地税局新安分局蒋少军局长说：“在没倒闭以前，他们一直是按期申报税款的，可以说没有欠税问题。”新沂市国税局稽查局沈耐寒局长说：“如果有，早就查出来了。如果够标准，早就移送司法机关了，不可能拖到现在。” 目前臧伟仍在徐州市看守所接受着侦查，超期羁押已近3年。他辛苦创办的4个企业因此相继关停。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晓陵说，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本身就存在着歧视私营企业的问题。如原来规定：从公有单位向私营单位的资金转移，不论多少，就视之为挪用公款罪；但从私营单位向公有单位的资金转移，不论多少，只能称其为“集资”、“入股”等等，与罪无关，因为那是私人财产。 恐惧之五：地方政府失信 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使正在成长中的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个故事：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 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保育均说，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 恐惧之六：产权旁落 四川三通集团是一家当地很有名气的民营企业，两年前，艾欣带着他的团队入主金路集团，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当这家公司的状况开始好转，当地的另一家大股东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动用“司法力量”，迫使艾欣和他的管理团队在巨大的恐惧中交出了控股权。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艾欣自嘲说。这真有点“自己本是唐僧肉，打落牙往肚里吞”的慈悲。艾欣因此被一家人物杂志评为当年最潇洒的企业家。在山东，类似的权力转移在一家民营企业身上则能以另一种方式“兵不血刃”地实现。 一场不可思议的争执，无疑给创业企业家们造成了一场灾难，可赢家又是谁呢？ 恐惧之七：误入陷阱 不久前告破的深圳市艾比艾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相关公司涉嫌诈骗浙江企业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骗的六七百家浙江企业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民营中小企业，遍及全省各个市县，企业的种类五花八门：化工、机械、纺织、鞋革、电器……，因为深圳艾比艾公司许诺：只要每年交纳1.8万元“作业费”，国际市场的大门就可以向他们打开。苦于出国无门的浙江民营中小企业面对从天而降的“机会”，一不小心掉进了陷阱。 如此众多的浙江民营中小企业为什么舍“正门”而入“偏门”？骗术不高的骗子公司为什么如此大有市场？答案令人忧心：许多民营中小企业无法以他们自身的实力，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因为它们仍有不少自身难以逾越的限制，仍然遭遇不公待遇。主要表现在：民营中小企业的行业准入禁区多、门槛高；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仍受很大限制；前置审查审批繁杂，许可证过滥。 恐惧之八：商业没有秘密 专家认为，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 恐惧之九：知识产权的威胁 5月22日，华立集团的董事长汪力成先生在道琼斯公司举办的“2002工商峰会”上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企业产权，我们就没有长远的打算；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就没有长远的希望。而知识产权将成为我们与国际企业竞争的一个核心”。 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 这是中国经济在转轨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以民营企业20多年的历史，和国有企业相比，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只能普遍仿制国外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仿制别人的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早就引起外国企业的注意，中国入世使对方终于等到了机会。 恐惧之十：媒体伏击 据悉，海外上市的中国民企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受到媒体攻击而损失70亿港币。 来自媒体的伤害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夹击”的攻势。专家指出，对最近连续发生的一些民营企业被人在媒体上造谣中伤，造成股价暴跌，使业务造成巨大损失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种事例已经不止一起了。这些被造谣中伤的民营企业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免成为媒体继续捕捉的对象。应该说舆论监督是对的，对非上市和上市公司监督是对的，但是舆论监督往往被乱用。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了。现在有的人就造谣，有的人似是而非，不断地重复，你重复我也重复，大家也就相信了，结果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另外在网络信息发展的今天，在网上造谣中伤民营企业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在网上你抓不住他，而且传播也非常快。这种情况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也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