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西部发展银行的讨论正日趋热烈。据称，这家注册资本达50亿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按市场化原则运作，并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西发行，将和广发、深发、浦发、渤海等股份制银行一样，列位于中国金融版图。

　　在一片喧哗声中，笔者却有理由对“西发热”投以冷眼。道理很简单：西部地区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能支持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跨省经营；更何况，在中国银行业竞争激烈的格局下，服务于西部大开发和市场化原则经营，这两个目标不可得兼。

　　在很多人的眼中，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是由全国的资金投入堆积而成的。尤其是广发、深发和浦发银行牌照的颁发，渗透着中央金融政策支持的浓厚色彩。

　　事实上，在金融产业相对落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银行”这一稀缺资源的投入，的确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然而，当中国金融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发展到了如今的阶段，新设立的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在自身的制度和管理上有所创新，其所作所为，恐怕就仅仅是低层次的竞争，从其他所有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大蛋糕”中切一部分而已。

　　在中国现代金融史上，“发展银行家”们就曾上演过极不光彩的一幕：1998年6月21日，由于兑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被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这家一度以“开发海南为己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流传至今的，惟有22%的高息揽储和肆意放贷的金融噩梦，以及亏欠央行的近百亿元再贷款。

　　提及海发行的这桩旧案，并非对欠发达地区留有成见，而是希望冷静地思考如下问题：大型股份制银行究竟是不是我国西部地区最需要的？

　　从政策安排上讲，如果需要西发行承担起“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使命，则必须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优惠，例如经济学家萧灼基所说的那样：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比例等等，但是这样一来，无疑就破坏了商业银行之间最重要的平等竞争原则。如果西发行不享受政策性优惠，凭区区50亿元资本金，则难以承担起收益低、周期长的西部大开发项目。此前，日本协力银行的先前调查报告就认为，开发中国西部地区需要政策性银行。

　　毫无疑问，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小型社区银行、投资银行、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等。例如，在香港，就以资本规模为限制，分为大型的持牌银行、中型的受限银行和小型的存款吸收公司三种，业务范围和风险等级依次不同。在美国，也有受联储监管的大型州际银行和不受监管的小型州内银行之分。

　　从金融生态学的角度讲，设立一家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就好比放养大型肉食野生动物。东部沿海地区，各类企业丰富多样、社会信贷文化深厚、法律约束机制良好，好比生机勃勃的森林，食物集中，能放养处于顶级食物链老虎———实力雄厚的全国型股份制度银行；而西部内陆地区，企业数量少，信贷文化薄弱，法制环境差，好比荒凉的沙漠，食物分散，故而只能养育老鼠和狐狸类的中小型哺乳动物———经营灵活的小型社区银行和农信社。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例如美国和德国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大批量的小型无限责任制合伙银行和社区银行。

　　因此，笔者认为，真正决定“发展银行”这顶帽子含金量的，不是中央政策，而是该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西部地区惟有清醒地意识到本地区金融生态的现状，实现制度创新，才能设立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机构，照搬东部地区20年前的发展模式，并不可取。